香港1861圖庫

一個創作的念頭就這樣萌發了。為了將想法落實，他們繼而聯系了當時的制片廠，咨詢版權事宜。溝通過程中，申奧方才得知，其實那個吸引自己的故事在歷史上是有原型的：1937年，華東照相館學徒羅瑾在沖洗一個日本軍人送來的兩盒膠卷時，發現照片內容都是屠殺場面，就悄悄多洗了幾十張，并在此后與另一位名為吳旋的青年接力保存，最終為戰后的南京審判提供了“京字第一號”證據。

在申奧看來，電影如今的確正在面臨些許窘境，卻仍舊保存著特有的生命力，關鍵是要找到對應的路徑。“人類是喜歡聽故事的，幾千年都沒變過，問題的核心在于故事精不精彩，適不適合用電影的形式講述。我覺得有些故事類型還是需要電影的視聽語言和影院的欣賞環境，比如場面宏大、沉浸感較強的故事，比如情感濃度較重的故事。”至于他自己的所謂“密碼”，既不獨特也不新鮮，無非就是吸引觀眾的眼睛、叩動觀眾的心弦、跟觀眾的情緒產生共鳴：“我一直是這個方法論。”

申奧說，他從小看錄像帶、VCD，在商業電影的滋養中長大，從來就沒把電影看作曲高和寡的東西。后來上了北電，畢業時又趕上膠片轉數字，影像平權化了，更不覺得成為電影人是什么值得自鳴得意的事情。“我們作為導演，它不是一個權威的職業、一種身份的象征了，只是一個工作。這個工作就是連通觀眾，為觀眾服務。至少我把自己放得非常輕，把觀眾放得很重，我甚至經常對導演這兩個字感覺到很慚愧。”

“電影的舞臺是一個賽場，日常的訓練很重要，做廣告是做電影的訓練，廣告就是把電影拆分成了細小的片段，把幾十天幾百天的制作流程拆分成了一周或者一天。而且電影拍的是生活、拍的是人，拍廣告是非常入世的工作，需要跟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這些人都可以作為電影創作的參考。”申奧說，“這些能力、經驗和素材，對于電影都是巨大的積累。”

這個十年，以他的第四部作品《用武之地》開篇。說是第四部，其制作的啟動實際上先于《南京照相館》，倘若以籌備時點論及，則要比《孤注一擲》還早：2020年，這個故事就已經初創，依然是根據真實的新聞事件改編，講述一個境外人質自救逃生的故事；2024年7月，電影在摩洛哥開機。間隔的四年緣于申奧的堅持，他想讓所有主創都可以身臨其境，進而把那份真實感受傳遞給觀眾，所以要求必須到海外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