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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末，中國人權研究會組織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交流團訪問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與當地相關機構共同主辦“人權與發展”“數字時代的人權保障”研討會。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翟崑作為與會成員，與東盟國家學者共同探討人權發展理念和實踐路徑，并就“安全的發展、發展的安全”這一人權實踐理念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差異在于制度化路徑與政治權利的展開方式：中國以國家主導的方式推進“以人為本的發展”，在脫貧攻堅、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方面形成較強的動員能力；印尼與馬來西亞則在制度設計上引入更明確的人權治理機制，兩國均成立了國家人權委員會，承擔監督、調查、教育與政策建議等功能。中國更多通過聯合國與雙、多邊合作闡釋自身人權理念；印尼、馬來西亞則均參與東盟人權機制，開展相關事務的區域合作，受到《東盟人權宣言》與東盟政府間人權委員會制度框架影響。

共同挑戰也意味著中國與東盟在數字人權保障上存在廣泛合作空間。一是以數字基礎設施合作提升發展的可及性。中國可與東盟共同推進“數字絲綢之路”與人工智能賦能的普惠計劃，在網絡基礎設施、數據中心、5G等領域擴大投入，使邊遠地區民眾獲得更均等的發展機會。二是推廣數字公共服務提升社會保障覆蓋面。中國可與東盟合作探索電子政務、數字醫保、線上社會救助等業務項目開發亞洲綜合干久久熱，讓弱勢群體更容易獲得公共服務。三是加強數字安全合作能更有效保護個人權利。中國可與東盟在打擊網絡犯罪、治理虛假信息、保護個人數據方面加強協作，降低個人受害風險。

翟崑：中國在全球人權治理中，既是參與者、貢獻者，也是理念與制度創新的提出者。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全球治理機制，在制度框架內提出倡議、提交決議，推動以發展促人權的國際合作，也通過北京人權論壇、南南人權論壇、全球人權治理高端論壇等平臺，推動發展中國家就人權議題形成更具主體性的集體表達。

“中國人權治理方案”的一個重要意義，在于提供了一種不同于西方自由主義范式的公共產品。它強調：人權應置于國家現代化與社會整體轉型的大框架之中，重視結構性減貧、公共服務體系、生態文明建設和社會秩序穩定對人權的基礎性意義；同時，反對以人權為名搞地緣政治對抗和制度輸出。中國試圖證明：在堅持聯合國框架下人權基本原則與共識的前提下，不同國家、民族、文明可以探索各具特色的人權實現方式，從而讓全球人權治理從單一話語中心走向多元共存互鑒。

未來，“亞洲價值觀”可能成為中國周邊乃至全球南方國家在人權保障上的一項公共產品。它提供了一條更貼近發展中國家經濟階段和治理條件的路徑，將人權理解為通過發展改善生活、通過安全降低脆弱性的實踐過程。中國和東盟完全可以將“民眾過上更好生活”作為目標，把發展與安全落實到具體政策和合作舉措中亞洲綜合干久久熱，推動亞洲價值觀成為區域人權保障的重要價值導向，形塑人類文明新形態，最終實現“人的解放”這一保障與發展人權的根本目的。(完)

翟崑，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國際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東南亞、中國的國際戰略，“一帶一路”、全球與區域治理等。兼任中國東南亞研究會副會長、新興經濟體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高教學會一帶一路分會、區域國別學分會副理事長。曾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東南亞南亞大洋洲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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