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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環境議題逐漸從邊緣進入主流議程，與經濟、貿易議題產生交匯。1962年《寂靜的春天》出版，引發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世界各國開始共同研究解決環境問題。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首次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結合起來，通過了《21世紀議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一系列文件，可持續發展機制框架加快構建。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后，綠色議題被納入國際貿易討論范疇。

21世紀初至2015年，綠色成為全球開放合作的重要議題。綠色貿易、清潔能源投資迅速增長，新興市場經濟體成為全球氣候談判的重要推動力量。2005年《京都議定書》生效，在推動工業化國家限排和減排的同時，通過清潔發展機制促進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深化減排合作。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起綠色經濟倡議，推動各國在經濟刺激計劃中優先考慮綠色投資，綠色經濟逐步成為發展重點。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之后bb貝博登陸，全球氣候治理逐步走向制度化。2015年《巴黎協定》達成，為在開放合作中推動全球綠色發展奠定基礎。

2015年至今，全球綠色發展制度框架逐步完善，綠色技術與產業鏈分工進一步深化，全球碳市場、綠色金融體系建立推動國際治理更加協同。為落實《巴黎協定》，各締約方提出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綠色轉型成為提升產業競爭力和全球話語權的重要路徑。綠色投資快速增長，光伏、風能、電動車等領域創新成果顯著，技術轉移成為國際合作的重要內容。綠色低碳要素推動全球貿易、投資、金融等領域規則重構bb貝博登陸，綠色發展與開放合作呈現系統化、國際化、協同化趨勢。

一是綠色低碳政策體系日益完善。各國通過設定碳中和目標、發展碳市場、健全綠色金融標準體系、實施產業支持政策等多種方式，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轉型。比如，利用雙邊和多邊合作機制，推動更具包容性的氣候行動；采取一系列財政、貨幣和金融政策，激勵綠色投資，引導資本流向可持續發展領域；等等。雖然政策實施力度和側重點因國情而異，但都重視發揮公共資金和市場作用，加快綠色轉型。

二是綠色投資規模持續擴大。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政府政策支持、技術創新的共同驅動下，綠色產業展現出強勁增長勢頭和巨大市場潛力。以可再生能源為例，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規模達8070億美元，其中太陽能光伏投資突破554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國際能源署預計，2025年全球能源領域投資將增至3.3萬億美元。

三是綠色貿易成為新增長點。在全球貿易增速放緩的背景下，綠色貿易保持逆勢增長，以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為代表的“新三樣”成為新增長極。2024年，全球太陽能、風能產品出口貿易額分別為4430億美元、2450億美元；全球電動汽車銷量達1700萬輛，市場份額突破20%。歐盟、美國和中國的綠色貿易進出口規模占全球比重約為40%，新興市場國家綠色商品出口份額穩步增長，在開放合作中加快綠色低碳轉型。

2024年，歐盟能源消費的56%來自進口，煤炭、石油和天然氣占能源消費的比重達66%，其能源轉型面臨成本高企、地緣政治風險等多重挑戰。充分利用低碳技術研發、氣候治理規則制定等方面優勢，歐盟以“頂層設計+市場化機制+跨境合作+標準輸出”為核心，推動成員國和合作伙伴加快綠色轉型。歐盟通過《歐洲綠色協議》及“減碳55%”計劃，將能源、工業等領域納入碳排放交易體系，截至2024年，該體系覆蓋的高碳行業溫室氣體排放量較2005年累計下降約50%，歐盟可再生能源占最終能源消費總量的25%，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達47%，綠色投資較2022年實際增長約20%。

亞太地區可再生能源富集、制造業高度集中，聚焦產業升級、金融協同、貿易擴容等開展綠色合作。新加坡積極打造全球碳交易樞紐，與10多個國家開展碳信用合作。東盟推出可持續金融分類方案，為高碳行業綠色轉型提供金融支持。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加碼綠色基礎設施建設，支持成員綠色轉型，截至2024年，投資建設交通基礎設施超5.1萬公里，新增2130萬千瓦可再生能源裝機量，支持的能源項目每年可減少近3000萬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溫室氣體排放。

非洲擁有豐富的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資源，但能源普及率不高，各國通過多邊融資、聯盟協作等方式推動能源綠色轉型。非洲聯盟出臺“非洲綠色能源倡議”“非洲能源合伙計劃”等規劃文件，成立非洲可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率基金，鼓勵地區各國加快可再生資源利用。據國際能源署估算，2024年非洲清潔能源投資額近400億美元。以綠氫產業為例，2024年摩洛哥批準了包含多個綠氫項目的投資計劃，總投資規模達3190億迪拉姆(約2440億元人民幣)，南非發布《國家氫能發展路線圖》，埃及和其他國家也制定了本國氫能發展戰略，歐盟與摩洛哥、埃及、納米比亞等國的綠氫合作協議已陸續落地。

拉美國家形成綠色轉型共識，結合資源稟賦實施綠色發展規劃，通過國際合作促進資源高效利用，逐步擺脫對傳統發展路徑的依賴。擁有巨大鋰礦儲量和生產潛力的阿根廷、玻利維亞和智利，被稱為南美“鋰三角”，依托資源優勢加強合作推動能源轉型。智利大力推進鋰產業一體化，2024年鋰出口量同比增長26%，精煉鋰出口量占全球的42%。阿根廷通過政策激勵吸引外資投資建廠，采用直接鋰提取技術將鋰回收率提升至90%以上，據阿根廷礦業企業協會預測，2025年該國碳酸鋰產量將達13.18萬噸，較2024年增長77%。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bb貝博登陸，以綠色發展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以開放發展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意見》《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等文件出臺，為綠色轉型以及深化國際合作提供制度保障。在綠色規則、綠色技術、綠色標準等領域，我國加大國際標準化參與力度，形成覆蓋政策制度、產業支撐、國際合作的發展體系。

頂層設計層面，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政策體系。從《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確立碳排放權市場交易制度，到《關于發揮綠色金融作用 服務美麗中國建設的意見》強化金融支撐，再到《關于拓展綠色貿易的實施意見》明確貿易優化升級路徑，政策紅利持續釋放。同時，通過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等，我國積極參與全球綠色規則制定，推動形成更加包容、公平的綠色治理體系。

產業支撐方面bb貝博登陸，依托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完整工業體系，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綠色產業集群。我國風電、光伏、新能源汽車等產業已形成從技術研發、裝備制造到市場應用的完整產業鏈，在全球市場中占據重要地位，通過技術迭代和規模效應bb貝博登陸，促進綠色能源、綠色交通領域成本大幅下降，為發展中國家綠色轉型提供支持。依托“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開放共享”的良性循環，在保障自身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的同時，為全球綠色產業合作提供有力支撐。

區域開放布局方面，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推進，形成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格局。東部沿海地區依托自由貿易試驗區、綜合保稅區等開放平臺，聚焦綠色金融、碳足跡管理、綠色服務貿易等領域先行先試，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開放新高地。中西部地區發揮資源稟賦優勢，在新能源開發等領域深化國際合作，加快綠色產業梯度轉移。我國積極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持續深化綠色基建、綠色能源、綠色交通等領域合作。比如，“非洲光帶”項目幫助貧困家庭解決用電難題，馬來西亞東海岸鐵路極大提升了沿線地區互聯互通水平，中國企業助力摩洛哥加快電動汽車產業發展等。伴隨綠色合作網絡加快構建，綠色發展成果惠及更多國家和人民。

當前，全球綠色轉型仍面臨技術鴻溝、規則差異、發展不平衡等多重挑戰。我國加快綠色低碳轉型步伐，推動綠色產品、技術和服務共享bb貝博登陸，積極參與全球綠色治理規則制定，與世界各國攜手構建綠色貿易體系、綠色投資環境、綠色發展合作平臺。深化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南南合作，采用綠色理念、綠色技術與清潔能源“三位一體”的模式，支持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能力。截至2025年10月底，我國已與43個發展中國家簽署55份氣候變化南南合作諒解備忘錄，累計實施300多期能力建設項目。

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各國出臺碳中和時間表、消費者環保意識提升、綠色技術快速發展等，持續刺激綠色產品需求，“新三樣”成為全球貿易新增長點。在綠色轉型過程中，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備受關注，再生材料、符合循環經濟標準的產品迎來更大市場空間。同時，綠色貿易向綠色技術服務、碳排放權交易服務、環境咨詢服務等領域延伸。碳定價和強制信息披露倒逼企業尋求從原材料采購、生產制造到物流運輸全過程的低碳化、透明化。

低碳轉型涉及能源、工業、交通、建筑等部門，帶來綠色投資需求的增長。隨著可再生能源技術持續創新和規模化應用，綠色交通投資吸引力顯著提升，覆蓋電動汽車、充電樁、電池、智慧交通等多個細分領域，循環經濟以及碳捕獲、利用與封存等方面投資需求也持續增長。隨著綠色發展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共享經濟、智慧農業等新模式快速發展，將催生更多投資需求。綠色要素深度融入投資、貿易和金融監管體系，雙邊、多邊貿易投資協定中綠色要素不斷增加。《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等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設立了環境章節；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簽署全球首份綠色經濟協議，支持兩國向零碳排放轉型；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發布兩項可持續披露準則，要求企業加強氣候及其他可持續發展相關信息的披露，被多個國家和地區采納。

但也要看到，隨著國際形勢深刻演變bb貝博登陸，綠色低碳領域國際競爭加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沖突易發多發、主要經濟體氣候政策波動等因素使世界經濟充滿不確定性。近年來，綠色貿易繁榮背后一直存在激烈競爭與貿易摩擦，一些國家為扶持本土綠色產業，通過巨額補貼、貿易限制等方式設置綠色壁壘，對全球貿易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在貿易緊張局勢下，綠色投資審查日益嚴格，特別是以國家安全和環保為由的審查，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發展中經濟體的市場準入。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2020年至2022年，非洲地區太陽能和風能組件的平均關稅為7.1%，計入非關稅措施后總貿易成本升至7.6%，遠高于發達經濟體低于2%的水平。如果貿易保護主義持續，綠色技術跨境傳播必然受阻，進而阻滯全球綠色低碳發展步伐。

中國將碳達峰碳中和作為國家戰略，構建了全球最系統完備的碳減排政策體系，是世界能耗強度下降最快的國家之一。氣候變化是全球性挑戰，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作為綠色轉型的重要引領者，我國成功探索出一條統籌經濟增長與綠色發展的道路。“十五五”規劃建議對建設美麗中國作出重要部署，近期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堅持‘雙碳’引領，推動全面綠色轉型”確定為重點任務之一。全球綠色發展事業取得重大進展，綠色發展國際合作迎來更多機遇。我國將在推動全面綠色轉型上持續用力、久久為功，為應對氣候變化作出更大貢獻。

推進全球氣候治理與綠色合作。堅定支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維護多邊主義、推進全球氣候治理，深度參與聯合國框架下的生態治理機制，維護《巴黎協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國際公約的權威性，堅定支持《巴黎協定》及其溫控目標并積極采取行動，為全球氣候進程注入更多穩定性與確定性。綠色合作成為全球南方國家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與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路徑，各國在共同推動綠色低碳轉型方面展現出強烈合作意愿與巨大潛力，要依托南南合作機制與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平臺，深化政策對話、技術合作和能力建設，共享實施綠色發展戰略、完善法律法規與標準體系方面的最佳實踐，攜手應對氣候變化風險，幫助全球南方國家提升氣候韌性和綠色發展水平，共同實現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發展。

推動國際綠色貿易規則和標準制定。開放的市場、清晰的規則是推動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重要保障。要加強綠色低碳發展議題交流，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國際貿易規則體系，為全球綠色貿易發展營造良好環境。構建協同、公平、創新的全球治理框架bb貝博登陸，加強綠色技術交流與合作，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在綠色貿易標準制定和標準認定方面，加強國與國之間綠色產品標準賦能，促進綠色標準、貿易規則互認互通和有效銜接。推動綠色低碳產業技術標準與國際接軌，完善綠色產品標準體系bb貝博登陸，降低跨境交易的綠色認證成本，推動綠色產品、技術和服務更好融入全球市場。

深化綠色技術國際協同創新。技術創新是實現綠色低碳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中國正日益成為綠色技術提供者，要以開放包容的姿態，統籌建立更加多元化的綠色創新平臺，通過交流合作激發各類科技創新主體發展潛力。創新國際間科技合作模式，推動綠色創新平臺從“建框架”向“強功能”躍升。加快創新平臺數字化轉型，優化創新主體間連接方式，構建綠色技術合作網絡，打造開放協同的綠色創新生態。

創新產業合作模式與綠色轉型路徑。充分發揮中國—上海合作組織綠色產業合作平臺的橋梁紐帶作用，通過深化溝通交流、開展聯合課題研究、推動務實項目合作、強化信息資源共享、組織人才交流培訓等，與發展中國家共享綠色發展成果，推動產業融合發展。建立協調一致、需求導向的政府間綠色南南合作管理框架與工作機制，推動跨境綠色產業園區共建、綠色金融平臺搭建、本地產業鏈布局，支持發展中國家綠色低碳轉型。充分利用數字技術賦能綠色貿易，彌合數字鴻溝，降低綠色技術與產品的交易成本，支持發展中國家相關企業參與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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