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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6月1日施行以來，網絡安全法不僅為我國網絡安全領域構筑起堅實的制度保障，更全面推動我國網絡法治建設邁入規范化、系統化發展階段。一方面，網絡安全法與相關法律法規共同構成有機整體。網絡安全法既在橫向上聯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網絡領域專門立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等相關領域立法，協同構建網絡領域立法頂層設計；又在縱向上為《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等行政法規提供法律依據，形成系統完備的網絡安全法律制度體系。另一方面，網絡安全法加速推進我國網絡法治建設進程。網絡安全法施行以來，推動我國網絡法律體系不斷健全、網絡法治實施持續深化、網絡法治意識和素養全面提升、網絡法治國際交流合作持續推進，網絡法治建設各方面取得歷史性成就，網絡強國建設邁上新臺階。

(一)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充實網絡安全工作指導原則。當前，網絡空間已成為繼陸、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疆域，網絡空間安全風險也已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的重大變量。近年來，網絡安全風險進一步凸顯，利用網絡從事網絡入侵、網絡攻擊、傳播違法信息等違法行為屢有發生，給國家安全帶來新的挑戰。網絡安全法修改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發展與安全的辯證統一關系。本次修改新增了第三條，將“堅持黨的領導”寫入指導原則，同時將“網絡強國建設”首次寫入法律，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網絡強國的重要思想的直接體現，進一步推動了網絡強國戰略等重大部署法律化，為新時代網絡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適應技術應用發展新形勢，增加促進人工智能安全與發展內容。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正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刻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具有“雙刃劍”效應，既是引發網絡安全風險挑戰的新變量，也是提升網絡安全保護水平的新增量。新修改的網絡安全法積極回應當前人工智能健康發展和安全治理的需要，新增人工智能專門條款。這是我國首次在法律層面規定人工智能專條，既回應了人工智能算法安全、訓練數據泄露等新挑戰，又通過“運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提升網絡安全保護水平”條款，實現技術治理的閉環，實現了“以發展促安全、以安全保發展”的制度導向。

(三)提升網絡安全法律體系協同性，加強相關法律間的有機銜接。網絡安全法構建了網絡運行安全、網絡數據安全、個人信息保護等基礎制度。2021年以來，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網絡安全相關立法相繼制定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修訂出臺，對相關法律制度作出細化完善。新修改的網絡安全法加強與相關法律有機銜接，推動法律體系形成合力。其一，新增規定明確網絡運營者處理個人信息的法律適用，完善了與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行政法規的銜接。其二，將侵害個人信息權益行為、違法向境外提供重要數據行為等情形的法律責任改為銜接性規定，科學優化相關網絡安全法律責任制度。其三，統籌考慮網絡安全法和行政處罰法的適用關系，推動實現網絡安全領域執法工作的精細化。

(四)回應監管執法實踐新需求，針對性健全重點領域安全法律責任。隨著國內外網絡安全形勢不斷發展變化、網絡安全相關立法相繼制定實施，網絡安全法既有法律責任條款的適應性問題日漸凸顯。新修改的網絡安全法聚焦解決突出重點問題，通過提高違法成本、完善處罰機制等方式，有效增強了法律的威懾力。一方面，結合實踐中危害網絡安全后果的情況，增加了對造成大量數據泄露、導致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喪失功能等違法行為的處罰；另一方面，對銷售或者提供不符合要求的網絡關鍵設備和網絡安全專用產品的行為，增加法律責任規定，有效保障網絡領域供應鏈安全。

(五)堅持過罰相當分類施策原則，精準設置不同類型違法行為法律責任。科學合理的法律責任設置，是持續優化營商環境、促進穩預期強信心有力保障。尤其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新業態加速發展的背景下，更需要避免“一刀切”式的處罰方式挫傷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新活力，為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的健康發展預留充足空間。新修改的網絡安全法針對網絡運行安全違法行為、網絡信息安全違法行為設置階梯式的處罰措施，根據一般性違法，拒不改正或者情節嚴重的，造成特別嚴重影響、特別嚴重后果等不同情形分類施策，科學合理設置寬嚴相濟的法律責任，切實保障網絡執法既有力度又有溫度。

網絡安全法的修改是我國順應信息時代發展要求、筑牢國家安全屏障的重要舉措，集中體現了我國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理念，對于深化推進網絡空間法治化進程意義深遠。2026年1月1日，修改后的網絡安全法正式施行，標志著我國網絡安全法治建設進入新階段。以此為契機，應扎實推進法律貫徹實施，全面推進國家網絡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更好發揮法治對改革發展穩定的引領、規范、保障作用，為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網絡強國建設穩步推進提供更加堅實的法治保障。